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卷首及牌记。 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卷首及牌记。 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卷首及牌记。 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插图。 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卷首及牌记。 《大顺律》，李自成大顺政权印本，存卷十五一册。韦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买到了一批徽州的田亩册，我对这类文书册档本没有什么兴趣，因为当时看到了一批书，卖主要求一并出让，当时也就买了回来，放在手边几年，也没有整理过。田亩册俗称鱼鳞册，这类书在江南地区，现在仍然能偶尔见到，在南方的公共图书馆中也有一定量的收藏，这些田亩册基本都是用毛笔填写。明万历九年，张居正把嘉靖初年海瑞等人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在全国予以实施，将部分土地“摊丁入亩”，将所有土地丈量出来，实施田地的登记制度，这大约就是田亩册的来由。就因为这些手填的田亩册，里面除了记载文字，还绘出了每一块地的图形，所绘图形因为是示意图的形式，一眼看上去像鲤鱼的鳞片，故这些册子又被称为鱼鳞册。这类册子今天留存最多的主要在安徽的歙县地区，在九十年代初期，这种册子经常出现在古玩地摊上，都是一摞一摞地在卖，每册的价钱根据大小厚薄在五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之间，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破烂，不知什么原因每次的鱼鳞册从封面看都是没头没尾没封面，并且品相极差，让人望之不喜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单独收过这类的文书。我所得到的这二十余册如前所说，也是搭售来的，天天堆在一个角落里，放了几年，看着也别扭，于是，请天津的胡师傅帮我整修出来。他给我修书多年，不但人很实在，活儿做得也很精整，这几十册田亩册几个月后拿回来时，果真旧貌换新颜，让我有了翻看的喜悦。一翻之下，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：这些田亩册不是用手填写的，除了文字，包括那些奇形怪状的地形图，也是一并印刷出来的，这个小发现让我很是高兴，有了仔细研究的欲望。尤其这些田亩册所用的字体，所有的边角已经磨得浑圆，且每个字之间完全没有交叉，有的一个竖行也印得歪七扭八，莫非这是活字？再细查边框，每一页田亩册四周边框全部开口，这是典形的活字本特征，再加上字体的磨损程度，因为金属活字不可能有这种磨损，木活字本我藏有几百种，也从没有见过这种字体形态，由是，我大胆地猜测这很可能是极其稀见的泥活字本。虽然毕昇的活字发明，在宋代就首创了泥活字印术，可惜完全没有实物留下来，今日见到最早的泥活字，也不过就是清道咸之后的晚清，如果我的这些田亩册，是明代的泥活字，那当是中国印刷史上一个重大发现。平生所见第二部活字泥版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国内公共图书馆以藏活字本著称者，仅是天津的人民图书馆，我打电话给天津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李国庆先生，他听了我的描述也很高兴，让我带几册到他们馆看看，李主任介绍我认识了他们部的白莉蓉女士，李称白女士是研究活字本的专家，他的介绍让我想起来在1992年的《文献》上白女士的一篇文章，文章谈的就是他们馆所藏的活字泥版《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演义》。白女士仔细地看了我带来的书，她出言谨慎，说是不是泥活字，她不好随便下决定，让我留下复印件，待她仔细研究研究，我欣然同意，并提出想看看他们馆藏的那部唯一的活字泥版。他们很快就从库房里调出来了这部书，我细看了这部书的字体，跟我的鱼鳞册字体差异较大，然而，该书后面附着制作此书的工艺，如果没有这几页的文字介绍，一眼望去，肯定认定这是一部寻常所见的木版。细想之下，这部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本来就不是活字，它是用木活字做模子，印在泥版上，然后再用这块泥版再来刷印，如此说来，这部书的确是整版印刷，而非活字。如此想来，他的这部活字泥版，虽然稀罕，但还是不如我的泥活字本更有版本价值。这种小孩比糖纸的心理，让自己颇感愉快，然而，自此之后，我就记住了这部活字泥版。 几年后的2001年，我到嘉德去看拍品，在拓先生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摞线装书，他正在编写图录的文字，我随手翻看，就看到了平生所见第二部活字泥版的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。这让我大为惊异，马上把这个故事讲给拓先生听，拓兄听完也很高兴，他说书主认为这就是一部乾隆版的木刻本，而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书是用如此特殊工艺印出来的，编写图录文字时，因为找不出该书的亮点，他们正在发愁，经我这么一说，马上文思泉涌了。但拓兄还是有自己的谨慎，立即问我有什么证据说该书是活字泥版，我告诉他：第一，此书在张秀民先生的《中国印刷史》中有著录，就是如此标明的版本；第二，该书的制作者吕抚详细写出了他制作此书的工艺。边说我边翻开那几页指给他看，看完之后，拓兄放下心来，兴奋地跟我说：“来，击下掌！”在击掌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开始痛恨自己是个长舌妇，如果不是我这么话多，本场就可以捡一个“大漏儿”了，以我对拓先生的脾气了解，他找到卖点之后，会狠狠地把底价大为提高，让捡漏儿再无可能。自己卖出，又用近三倍买回来？嘉德的图录印出来时，跟我估计的完全一样，估价涨到了8万至12万元，在图录的说明文字上，已经详细注明了该书版本的特殊之处，明眼人一望即知本书难得，捡漏儿已无可能，无奈，我也只好在现场跟他人争抢一番，举到18万元时，又想起了自己的多嘴，一赌气，于是放弃了，被他人以20万元买去。这场拍卖后的第八年，嘉德的场子中竟然又出现了一部该书，我跑去细看，怎么看都觉得此书眼熟，认定这就是当年以20万元被他人夺去的那一部。我问拓兄是否如此，他对我的问话不置可否，这种态度我觉得就是一个肯定的回答，细想之下，还是觉得应该买回来。因为杂事缠身，那场拍卖我没在现场，请翁连溪兄代我举牌，前面的几件都顺利地拍到了手，拍到此件时，翁兄来电话说，潘家园的书商小武一直在争此书：“我让他别争了，他不干，反而不断向我挥手，让我别举牌了，怎么办？”此书的估价仅5万至6万元，有上次的拍卖基础，这个价钱肯定不是真实的，翁兄来电话时，价格已超过了50万，小武还在不停地争，其实这几年期间，我也听到别的书友谈，说起当年嘉德拍出去的那部《廿一史通俗演义》，就是小武的父亲送拍的，看来他今天的争抢，是很想把这部书买回去，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，也许是后悔当年卖便宜了，想了想，再争下去也挺没趣的，举到56万时，我在电话中跟翁兄说，罢手吧。于是，小武以57万元又拍得了此书。此之后我了解到，那个传说果真是真实的，2001年时，该书的送拍人就是小武的父亲武思忠，也有可能他当时真的没有了解到此书的特殊价值，后来随着版本知识的增加，后悔了当年的轻易出手，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当年买得此书的人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到了2009年又拿了出来，我想武先生看到了会既高兴又亲切，于是，花费了当年卖出价的近三倍又买了回来。转年的2010年秋天，德宝公司竟然又出现了一部吕抚的活字印版，看来德宝也很重视这部书，竟然在图录中给此书做了三个整版，即使一般的宋版书，也难有这么高规格的待遇，在宣传上德宝又做足了功夫，该公司的网站上有一篇推荐该书的文章，此文的属名是“尔东”，“尔东”自然是“陈”的拆字，该文应当是德宝的老板陈东先生所写。文中详细介绍了该书的价值，同时在图录上还印出了国图赵前先生写的一篇长文，详细介绍了该书的价值，尤其此文中还引用了制作此书的工艺。德宝的这部活字泥版，在定价策略上，一改嘉德的那两场低价政策，他把该书的参考价，定为220万至280万元，而起拍价定为120万元。这跟嘉德的拍卖时间相距仅一年，价格却有这么大的涨幅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没能跟得上这个变化，以至于连竞拍的欲望都没有，之后听说，该书的成交价是130万元，也是被小武买去的。按照德宝图录上的文字介绍，上面明确说，此书跟嘉德上拍的不是同一部，并且在图录上说明，2001年嘉德拍出的那一部是由外国人买去的，我不知道陈东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，我觉得这个传闻值得商榷，但此文中没有提到2009年嘉德再拍者，为2001年的同一部。陈东是书界的消息灵通人士，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件事。但德宝上拍的这一部是否是跟嘉德为同一部书，我却未做相应的比勘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说明武先生家现在一定有了两部该书，如此清晰的经验和观念，在今天的书商中不为多见。《大顺律》的传奇经历2000年，嘉德上拍了《大顺律》，此书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所刊刻者，在此之前研究界从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。1943年时，李自成占领了西安，在第二年宣布建国，国号就是大顺，而年号是永昌，这部《大顺律》应当就是刊刻在这个时期。然而上拍的这册《大顺律》，仅存第十五卷的前八页，底价竟然在三万以上。当时我对此书认识不足，没有举牌，被人以三万元买去，后来了解到买此书者乃是国家图书馆，再之后听说国图善本部的人为此书有些生气，并不是因为这本书买错了，或者有真伪的疑问，而是国图的人听说《大顺律》的书主并没有把收得的该书全部上拍。此人收到该书除此卷十五的八页之外，另外还有卷十四一整卷，但书主把这第十四卷压在了手里，仅拿出第十五卷的前八页来上拍。然而，国图决定买此书时，认为这部《大顺律》就残存了这么八页，所以花这么高的价钱买了下来，为此，而产生了心理不愉快。平心而论，书主将自己的书如何分隔和如何上拍，当然自己有充分的决定权，从商业经营的技巧而言，书主这么做不但无可厚非，还很是成功，八页纸都能卖这么多钱，那么手里的一整册，不就大大地升值了吗？再后来，我打听到卖出《大顺律》的这位书主，也同样是武思忠。武先生的经历比较奇特，他本原是山西印染厂的一名职工，后来跟一位同事摆地摊卖起了古旧书，几年之后，在山西的介休市开了间古旧书店，在开店过程中，偶然认识了陈东，陈东每次到介休收书之时，都会带一些善本拍卖图录送给他，这才让武先生渐渐明白了古书的真正价值，他来到北京的琉璃厂，买了许多关于目录版本学的书，回去之后认真学习，后来因为买卖古书有了钱，就到北京的东四环外次渠买了房，并且在潘家园开了自己的古旧书店。我曾到他家的潘家园店去看过，的确是潘家园中经营古书较多的一家，后来听说他的儿子、女儿、女婿等，都跟着他开始经营古旧书。武思忠先生收的《大顺律》，还有着一个传奇的故事。1999年，他跟人到山西的汾阳去收书，在某家之中，谈论几部书时，因为价格没有谈拢，就翻动另外的藏书，在一册手抄本的后面，看到了这部《大顺律》，于是，就有了后来拍卖的故事。当时，田涛先生还看到了这部书，因为田先生对古代的法律文书很感兴趣，研究此书后，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李自成大顺律被发现》，他将此文登在了《光明日报》上，这篇文章让人们对《大顺律》的了解又进了一层。由此展开想来，我真佩服这位武先生的耐性，现在至少有一部，或者两部活字泥版的《廿一史演义》在他手中，同时还有一整册的《大顺律》，这么多年来，也从未见他拿出来过，这样的耐性和信心不仅在今日的书商中，即使是在古玩界也不多见，期待着有一天他能将这些稀罕之书卖出来，也能让我的这篇小文章把后续故事讲圆了。韦力，藏书家，近著有《芷兰斋书跋三集》及《古书之媒》(合著)等。